文坛上的官司越来越多了，既有旧账要翻案，也有新账要清算；年轻的文人在鼓气，年老的文人也在叫板，一片鼓噪之声，一股浮躁之气。有人说动乱年代记者出不了名，因为采访对象盖过了采访者；而和平时代却有名记者出现，因为记者无聊就会自己炒自己，直到炒热，炒红为止。不知文坛上是不是在自己炒自己，利用法庭在唱双簧。
近读《随笔》1997年第6期，谈到对知识分子的分类问题，提到“第五类”“特殊的知识分子”，作者欲言又止，但还是说出了舒芜和胡风事件。作为读者我不止一次看过或听过有关胡风事件的叙述，其中难免夹杂着叙述人的情感。况且中国的法律已几经变化，如果用现在的法律来衡量我国过去的案件，也不符合我国的法治精神。拿刑事案件来说，我们是不溯及既往，也就是法律没有溯及力，对于了又未了的案件，我们是从旧兼从轻，也就是说，对于案件的判决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处罚比现在的重，则应适用当今的新刑法。
现在的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不属于打、砸、抢，又构不成林彪、“四人帮”那样的犯罪案件，而是文人之间的互相攻讦，该怎样依法处理呢？这让我想起马克·吐温先生的《竞选州长》，那位马克·吐温先生逃避的高招就是退出竞选。可惜的是，现在没有哪个文人公然宣布退出文坛，相反地，有不少文人又是记者招待会，又是亲自操刀上阵，大加讨伐。有的看到自己高高在上，与不名一文的小小作者论战实在大丢脸面，于是摆出一副男不与女斗的架式，抱臂作壁上观。不幸的是，不斗就不斗吧，偏要借记者的口说出“有人批我是想借我出名”。真有一点大家“风度”！瞧见了没有，你根本不配作我的对手，要想借我出名你还嫩点。
说到这里，我想，如果文坛的领袖人物要都有如此的涵养，官司也不会多起来。遗憾的是，许多文人偏不自信，非要用官司来证明自己是个名人不可。于是不该吵的也要吵，吵到最后法庭上见，到了法庭再由记者来炒，炒到最后人是出名了，作品卖出去了，可是，读者呢，慢慢也就倒了胃口了。
我没有读过胡风的作品，我敢说我周围的很多人都没有读过胡风的作品，所以，对胡风案的是非不能评论，对作为一个文人的胡风更不能评论。我只在李辉写的一本什么书的里面看到过一张胡风坐在轮椅上的照片，与一位身体欠佳的退休知识分子无异。如果不将胡风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而只是作为一个案件来看，自然冤有头，债有主，不是谁都可以跑得掉的。日本鬼子进村杀人，老太婆躲进村口的地道里，鬼子找不到，地主却带着把人挖出来，这个地主无疑该枪毙。但是，地主会说，即使我不说，鬼子搜的时间长了也会搜到；如果我不说，鬼子也会要我的命。这样，责任都在鬼子头上了。鬼子说又不是我主动来干的，我是奉上级命令，上级又是奉陆军部的命令，陆军部又是奉天皇的命令，所以我没有责任。二战后东京审判中，有的战犯就作如此辩护。
法庭应怎么做呢？那就是要找出具有法律意义的因果关系。也就是找出不法行为与造成的损害后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与此同时，行为人主观上还要有过错，即故意或过失。张某拿白面粉当毒品来卖，构成诈骗；李某误以为是毒品，结果买来后又当毒品贩卖出去，则构成了贩卖毒品罪。从处罚的力度来看，对李某的处罚肯定比张某重。李某很冤，可法律就是法律，处罚的标准就是看你罪过的内容。如果为了突出扑火英雄的事迹而将大火描述得异常惨烈，从而引出了几位玩忽职守或责任事故的犯罪嫌疑人，则是当初的作者所无法想到的。表扬好人好事成了检举揭发信，这是好人办坏事呢，还是坏人办好事，谁也说不清楚。但法律不追究这个写好人好事结果写成了检举信的人，而要追究那些玩忽职守者或事故责任者。这与汉奸不一样，汉奸是明知为鬼子引路，会葬送他人的性命而偏要这样做，该死无疑。这更不同于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实际上是杀人刽子手，也该死。
在文坛上，今天我给你说一点体己话，明天你告诉我们的共同上司，上司协同司法机关对我绳之以法，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表现。对思想定罪，这是中国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只怪我交友不慎，只怪你人品不纯，实在没有必要与法律案件联系起来，怪罪于哪一个人。但是，如果写密信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或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则应别论。因为这无疑是犯罪行为，如果知情不报，而且参与进去，那才是违法的。人们说：“流言止于智者”。如果想干什么违法勾当，他一定会上窜下跳，鼓吹自己的观点，贩卖自己的货色，但如果只是发发牢骚，写的人发泄了，看的人知道了，也就罢了。如果写了是为了发表（像有些为发表而写的日记），那么，不拿出去则有违作者的初衷。关怀人类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不甘寂寞也是中国一些文人的传统。有的文人爱做文坛的政治家，政坛的文学家，那么，他就应为自己在文坛的所做所为承担政治风险。中国文坛之所以没有出现大家，完全都是这些文坛政治家闹的。这类人平时风头出尽，可一旦出现了政治风险就把责任归于文坛“同仁”。君莫说，说了必被捉。风雨后，闭门思己过。委过于人不可说，不可做。
然而，是对还是错，还是要后人来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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